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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輔成與全浙公會

發布時間:2015-09-28 15:21:00

 

褚輔成與全浙公會

褚律元

全浙公會是我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成立的以服務浙人為宗旨的非政府組織。曾經在團結浙人、溝通民眾與政府機構的聯系;向政府提出重要建議;糾正政府的失缺,保護民眾的正當利益;以及賑災扶貧,發展生產等各方面,產生過巨大影響,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而褚輔成正是這一非政府組織的主要發起人與主事人。

褚輔成是浙江辛亥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浙江軍政府成立,在都督湯壽潛之下,設軍事部與政事部兩部。褚輔成任政事部部長,總攬民政、財政、實業、教育、司法等一切內政。轉任國會議員后,因反對袁世凱,被困禁三年。在護法運動時期,褚輔成是組織廣州非常國會的活躍分子,當選非常國會眾議院副議長,成為護法運動的實際主事者之一。南北議和,北京國會重開不久,又發生了曹錕賄選,國會分裂。褚輔成是抵制曹錕賄選的領軍人物。大批正派議員同“豬仔議員”劃清界限,紛紛南下,滯留在上海者居多。

此時,浙江為軍閥盧永祥所據,而盤踞在福建的皖系軍閥孫傳芳正窺視江浙,蠢蠢欲動。東南數省陷于被軍閥紛爭掠奪的悲慘境地,政治混亂,社會失序,民不聊生。在此危急時刻,褚輔成、沈鈞儒、楊永泰、焦易堂等國會議員發起組織聯省自治政府,以抗衡軍閥混戰。曾同蔡元培、章太炎等籌組蘇、浙、皖三省聯省自治。在聯省政府成立之前,暫居上海的浙籍國會議員以及著名士紳與各界領袖人物褚輔成,虞洽卿等百余人于19226月自行集會,成立一個“全浙公會”,來作為民意機關,擔負起為浙江人民服務的核心力量。全浙公會設在上海愛文義路聯珠里。創始之初,褚輔成即被推選為主席,以后連選連任,都是歷屆的主持人,直至抗日戰爭爆發,全浙公會解散。

全浙公會設理事會、監事會、干事會。主要成員都是浙江政界、工商界、金融界、教育界及其他各界的知名人士。包括曾任浙江都督的蔣尊簋、屈映光,曾任參議院副議長、外交部部長的王正廷,以及黃郛、王廷揚、陳布雷、沈鈞儒、陳時夏、邵力子、虞洽卿、王曉籟、錢新之、朱慶瀾、童杭時、杭辛齋、王孚川、殷鑄夫、趙舒、方青箱、姚慕蓮等。他們同上海當地的知名人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群眾中有較高的號召力。

從“全浙公會”保存至今的檔案來看,公會的活動十分頻繁,大致可分為以下六大類。

一、反對軍閥亂政

全浙公會對于各系軍閥混戰,置民生于不顧的亂局深惡痛絕,屢屢有光明磊落的表態,抨擊不遺余力。192310月,全浙公會緊急干事會議決,推派代表去杭州,面見當政的盧永祥(督辦),要求出師討伐曹錕。次年,北洋政府計劃向外國舉債,以充實軍費,全浙公會向全國通電反對。福建孫傳芳派兩支部隊向浙江進犯,全浙公會急電盧永祥,要求予以制止,以安邊境。192412月,全浙公會發動旅滬浙人組織“驅孫(傳芳)大會”,并派代表到北京、天津策動響應,并通電段祺瑞、張作霖提出“廢督,裁兵”。192510月,孫傳芳自封為“浙閩蘇皖贛聯軍總司令”,氣焰萬丈。褚輔成與之針鋒相對,通過全浙公會發起廢督運動,獲蘇、浙、皖、閩、贛五省士紳的贊同。192612月,孫傳芳、張宗昌、閻錫山等,通電擁戴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奉軍有南下之意。全浙公會董事緊急會議,致電孫傳芳表示反對,稱“吾浙全體人民業已宣告劃本省為民治區域,今后如有對浙不利之事,浙人決不接受。”同時通電張作霖,讓其嚴令魯軍撤回原防。

二、反對日寇侵華,掀起愛國運動

19284月,日本田中內閣先已出兵我山東青島,反又決定出兵我山東省全部。全浙公會獲此消息后,急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郛,要求“據理力爭,并向日本當局聲明,以后華僑在日如遭有危險事件發生,我國亦必采取同樣手段。”但不久,53日,即發生了“濟南慘案”,日軍屠殺我國軍民千余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激起我國民眾無比憤慨。上海800余團體20萬群眾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誓雪奇恥。全浙公會連日開會,電浙江省政府嚴密防堵日艦;建議當局訓練義務民兵;并呼吁懲辦張學良;呼吁抵制日貨。11月,全浙公會電南京國民政府,要求政府出兵接應正在孤軍奮戰的馬占山將軍。19321月,日本借口一日僧在上海街頭斗毆被打死,竟在上海發起暴動,日本領事更出言恫嚇,對上海市長吳鐵城發出“最后通牒”,限令市政府取消“抗日救國會”及其他抗日團體,蠻橫已極。吳鐵城懾于敵焰,于26日晚間召開各界領袖會議,表示上海雖有十九路軍駐扎,“只能抵抗三小時”,為避免犧牲,希望各抗日團體自行解散。到會諸公不出一聲。褚輔成起立發言,大聲說:日軍侵略東三省,張學良因不肯犧牲而屈服,此后日人不須再用槍炮,只須一紙公文,便可吞并我全國。他說:“目前如果能上下一致,齊心抗戰,最為上策,即使不能,亦唯有政府(上海市政府)自負責任,萬不可假借民意”。會議無果而散。28日晚間,日本海軍陸戰隊沖入閘北我十九路軍駐防地,蔡廷鍇、蔣光鼎將軍奮起反擊,是為一二八淞滬抗戰。25日,褚輔成通過全浙公會致電南昌第四軍團總指揮蔣鼎文將軍,請其火速出兵支援。

三、關心省政、關心民生疾苦

1927年北伐軍收復浙江,褚輔成曾短期主持浙江省政府。四一二政變,褚輔成、沈鈞儒被撤職關押,從此離開浙江政壇。蔣介石的嫡系張靜江來浙主政。此后,又數次換人,變動頻繁,政府工作失序。1931年,張難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頗負眾望,而南京國民政府出于排除異己的陰謀,擬派軍人魯滌平去浙取代張難先。12月,全浙公會召開常務會議,議決反對魯滌平主浙,組織“浙人拒魯大會”,并通電南京,表示反對。

在民生疾苦方面,最為關注的,莫過于禁煙與反對苛捐雜稅。192710月,褚輔成即以全浙公會名義電浙省政務委員會(省政府),反對鴉片公賣,反對稽征漁稅。1931年,全浙公會第七屆會員大會議決,致電張難先省主席:“誓與鴉片惡魔作最后之奮斗”。并以褚輔成個人名義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及全國禁煙委員會,強調禁煙之重要性。19341月,全浙公會致電浙江省政府,要求“緩裁各縣禁煙委員會”,獲省政府許可。

浙西杭嘉湖地區,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向稱魚米之鄉,因此歷來成為畸重的重稅區。另有一說,明末清初,浙江出了個“鐵桿”反清義士方孝孺,寧死不屈,被清軍滅了十族(第十族為方的學生),連累了許許多多的人。滿清不思悔改,反而怙惡不悛,加重浙西稅賦,以示懲罰,遂使浙西人民不堪重負。全浙公會關心民生,屢屢反對苛捐雜稅,毫不懈怠。19283月,全浙公會致電省政府主事諸公并財政廳長,指出“兩浙田賦,甲于全國,農民負擔極感困難。每石谷米要帶征軍事善后特捐一元(充作北伐軍餉),將使民不聊生。”要求在所繳的特捐內撥出四分之一,作為各縣建設用費。1930年,因受日絲傾軋,絲業凋敝,幾至絕境。為此,要求政府將生絲出口稅及干繭一切正附雜捐,一律豁免。19325月,全浙公會致電南京行政院、立法院、財政部,要求制止浙江省加征營業稅。19337月,臨海縣發生勒派路政股,田地五畝即須派股五元,并濫用武力壓迫,團警四出拘人。臨海農民向全浙公會報告此事,全浙公會討論議決“將違法之通知、收據照相粘呈國民政府行政院、監察院及浙江省政府查辦”。無奈此事未獲回復,遂由褚輔成親自署名致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護法運動時,林為國會參議院議長,褚為眾議員副議長,往來密切),指出:“縣長姚彥文為迫認新天地公路股票,肥私虐民,其野蠻殘酷,即專制軍閥時代官吏亦不敢為。”要求勒令行政院,轉浙江省政府,將縣長姚彥文等撤職查辦。同年8月,開展土地清丈,多有弊端。“近日浙人來滬,語及清丈,大有談虎變色之態”。經了解,嘉興縣政府規定,每畝要征收清丈費二角。“即小農之家,亦需納銀數元……況尚未清丈,先令農民出錢,跡近搜刮”。為此,全浙公會致電浙江省政府,請予過問。19346月,全浙公會電請省政府裁撤丁漕項下附加之建設特捐。一個月后,全浙公會董事會議決,鄭重其事地向省政府發電詳加說明,指出:“浙省素稱賦重之區,近年以來各項新政之推行,無不取給于田賦附加。尤以建設特捐一項,地丁每兩抵補金每石多附加一元為最巨。……是以敝會亦未敢為全部附稅罷免之請求,只求將病民尤甚之建設特捐,先行停征,以解民困”。19354月,全浙公會又為船捐擾民事,致函浙江省捐稅監理委員會。同年9月,全浙公會致電浙江省政府、浙江捐稅監理委員會。指出:浙西杭嘉湖各屬,田賦附加稅甚重,超過正稅一倍甚至二倍以上。浙東各縣賦額較輕,但附捐幾超過三倍至四倍有余……各地農村之情況,日趨衰落。本年秋,風、蟲交迫,田畝又呈欠像,故一般時諺謂:田之形,昔則為富字之基,今則為累字之首……”請求省府重訂田賦減免征收章程,以抒民困。

四、大力救災,興修水利

無論中外古今,救災往往需要政府同民間合力來做,社會團體及各種非政府組織在這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全浙公會在遇有水旱、蟲災時,幾乎是全力以赴,沖鋒在前。192910月,浙江遭受風蟲水旱天災,尤以臺州、溫州兩州所屬各縣最為嚴重。全浙公會召開董事會專題研究,特邀請上海名人王一亭、虞洽卿、張嘯林等,組織浙省救災會,多次聚會商討救災辦法,籌募賑款。全浙救災會還制發災情調查表,分發各縣政府或辦賑機構填報,以便切實掌握災情。同時成立征募委員會,廣泛向商家、企業、士紳及文化界人士,征募古玩、書畫、箋扇、宣紙、百貨等等,通過義賣來籌集賑款。此次救災活動,一直延續到次年8月。某次,桐鄉、海鹽、海寧等地的饑農,男女老幼200余人,來到嘉興向各商號求乞。褚輔成等籌備米粥賑濟他們,并且同饑民合影,以更方便他們去各處求助。

浙江常有螟蟲成災,危害甚大。19247月,褚輔成等人發起組織嘉興除螟蟲會,褚被推選為會長。褚輔成曾親自去鄉間調查螟害,勸導農民捕捉。還組織宣講隊去各鄉宣傳。1928年,螟災再起,嘉興除螟會擴大為嘉興、嘉善、崇德、桐鄉、平湖、海鹽“六邑聯合治蟲委員會”,選褚輔成為主席。聯合委員會函請省建設廳,從速擴充昆蟲實驗室,并組織交流除螟經驗。褚輔成還將樣本寄給在日本扎幌農科大學留學的表侄陶昌善,供其研究,并將日本的除螟經驗帶回國來。

救災同興修水利有密切關系。1931年,全浙公會根據當時浙西多處發生水災的實情,經過研究,向南京國民政府救災委員會與浙西水利議事會及被災各縣政府與商會發函,建議興復浙西水利,以工代賑。1934年夏,浙東旱災嚴重。全浙公會數次開會,查得原有疏浚泖河專款數萬元,歸海寧、平湖、嘉興、海鹽四縣共管,隨即向四縣發函,建議召集保管專款之士紳開會,撥款開浚虹橋堰,以救旱災。

五、保護與發展民族工商業

全浙公會為了保護浙江蠶絲生產,數次致電財政部、實業部以及行政院長汪精衛,提出具體意見,建議海關對進口人造絲課以重稅,以保護國內生絲生產。19335月,全浙公會開會議決,派出代表去杭州省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請愿,呼吁政府重視蠶絲生產,減輕絲農負擔。

193411月,松陽縣煙業同業公會劉福佐向全浙公會反映,該縣所產煙葉質量低劣,亟需改良品種,計劃引進美國優良品種,請予協助。褚輔成當即委托專人,設法購得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優良煙葉種籽,寄給劉福佐,并將收割、烘焙諸法,一一告之。19356月,全浙公會致電財政部、實業部,為中國惠農墾業公司吳文元試種美國改良煙葉,擬具救濟辦法,代為請求。

1934年,會員金玉振反映,家鄉孝豐縣盛產竹,年產20萬貼(每貼為1000斤),竹農為數甚多,他提請全浙公會與造紙專家商討用竹造紙的技術,并召集實業家籌設有現代設備之造紙廠,以挽回進口洋紙所造成的利益外溢。全浙公會即致函杭州美利利造紙公司、余杭縣林牧公司,溝通雙方協商辦理。

19351月,全浙公會根據民眾反映,致電浙江鹽務稽核總所與鹽務署,指出:海寧縣沿海一帶農民利用農暇,將稻草編制成草包、草索,供售浙西鹽場裝運官鹽所用,以此為生者不下萬人。今浙江鹽運使下令要求改用麻包不用草包,“濱海農民生產遂斷,恐慌萬狀。”為此,呼吁取消此令。

有些相互扯皮的事,全浙公會也在管。如1935年寧波旅滬同鄉會就嵊泗列島歸屬問題致函全浙公會,聲稱:“嵊山泗礁各島,地處浙境,與定海縣屬之黃隴僅帶水之隔,島上僑民均由浙之寧、臺、溫三屬遷來。……舉凡金融之流通,航行之往來,在與我寧屬有密切之關系,即寄郵件亦不經崇明而經定海。往年島上治安向由浙江水上公安隊負責。詎其治權屬于蘇省之崇明,以距離遙遠,上下隔閡,時受胥吏之苛擾,下情不能上達,致島民受屈莫神,人心不安,各業難以發展。……”全浙公會認為有理,即發電行政院、內務部、浙江省政府。

六、伸張正義、維護民權

19263月,《杭州日報》主編許祖謙被軍閥孫傳芳逮捕。全浙公會致電浙江當局,指出:“報館為輿論機關,記者有聞必錄,職責使然。”要求按法制軌道,妥善處理。

193110月,全浙公會發出通電,呼吁國民結社、集會應完全自由。電文中說:“結社集會既屬國民完全自由權,應無庸再經黨部許可。報紙代表輿論,除軍事戒嚴期外,平時應絕對不受檢查,以保障人民獲得真正之自由。”

193312月,社聯機關刊物《現象月刊》主編李劍華遭國民黨政府逮捕。次年3月,經褚輔成、沈鈞儒等人保釋出獄。李劍華后來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在南京工作。

19347月,崇德縣農民向縣政府請求祈雨,縣長毛皋坤下令保衛團開槍,致擊斃民眾二名,擁擠踏斃二名,傷十余名。全浙公會致電浙江省政府,要求將縣長毛皋坤撤職查辦。

19353月,寧波《時事公報》編輯嚴濟寬被浙江保安處逮捕。此事反映到全浙公會,公會立即致電保安處,擔保嚴濟寬安分守己,并無越軌行為,要求盡快釋放。

有些看似普通的小事,但只要有民眾申訴,全浙公會也積極去辦。如19359月,有公會會員反映:上海公安局的車站檢查,“不分良莠,一律施以威嚇行為,甚至裸胸赤體,翻箱倒篋,衣服什物凌亂滿地。一經完畢,任其自行整理捆縛。乘客受罪非淺。……更有咄咄駭人者,乘客因時間關系,行路匆促,被警士兜胸或夾背突然揪住,如捕盜賊。乘客猝受驚恐,其神經衰弱者即不免發生不幸事件。”全浙公會即致函上海市長吳鐵城,請他知照上海公安局改正。

對于公會會員在政治立場上犯嚴重錯誤者,全浙公會絕不遷就寬宥。193511月,與日本妥協之產物——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在河北通縣成立,殷汝耕為委員長。124日,褚輔成主持召開全浙公會常務委員會議決開除殷汝耕的會籍,并發電予以警告。

以上所列的六個方面,僅僅是對全浙公會20年來所做工作一個粗略的介紹。有這樣一個非政府組織,有這么一批熱心腸的人,在中國政局動蕩、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時代,主動站出來,為民請命,主持公道,實屬不易。他們無職無權,赤手空拳,既沒有武力支持,也不受金錢驅使,僅憑著他們的良心,肩負起拯民的使命,不畏強暴,不顧艱險,不怕挫折,以民意為依歸,說當說的話,做當做的事,20年如一日,這是需要一些勇氣,需要一些毅力的。全浙公會的那些主事者,都是當地的士紳,那些起文稿、辦會務的人,也大都是社會中層。但歷史可以證明:他們是站在人民這邊的,他們是心向勞動大眾的。

全浙公會,僅僅是中國歷史上非政府組織的一個例子。政府不是萬能的,政府不可能包攬一切。一些非政府組織可以起到幫助政府、服務人民,在政府與人民之間架起一座溝通、合作的橋梁,有時候,這樣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這種經驗,到今天仍還適用。

(說明:文中所引史料源自王天松編《褚輔成年譜長編》。)

(作者系褚輔成先生之孫、中國社會科學院西歐研究所原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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